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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忽视学术调查中的“法、理、情”

更新时间:2019-06-06

不可忽视学术调查中的“法、理、情”

侯兴宇

自从笔者呼吁学术调查不妨试行简易程序后,有业内人士指出简易程序也要严格遵守,不然摊上官司很有可能败诉。

同行提醒均有依据。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撤销案显示,该校在处理这例学术不端案件时存在程序瑕疵,最终导致输了官司。原来,校方在调查初期约谈过当事人于某一次,此后直至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,未再听取其陈述和申辩。法院据此认为,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。

法院同时指出,撤销学位决定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、学校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,但未明确具体条款,故无明确法律依据,适用法律存有不当之处。当然,法院也不支持于某的“依法判令撤销学位决定无效”的诉求。有专家指出学校履行相应程序后仍可撤销其学位。

无独有偶。近期另一则某单位硕士毕业生刘某诉第二导师学术论文署名权一案,一审判决原告刘某败诉。其中涉及到了发明创造和作品创作的区别。根据法院判决,原告的贡献在发明专利里已体现为“第一发明人”,而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则遵循协商一致的署名规范,其“第二作者”的署名并无不妥。

上述两则案例揭示出当前学术调查面临的困境:一是学术权力与司法权力的界线在哪儿;二是学术调查证据的法定效力如何;三是无法回避程序中的“法、理、情”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太过敏感。上述判例显示司法机关对涉及学术规则的案例处理非常谨慎,其经验值得总结,但这并不意味否认学术权力的范围。两者之间界线的推测仍在互动中,笔者认为,于案的意义在于指出学术权力中的程序正义不足将影响其权威性;刘案则聚焦于学术论文的署名规范,应由学术共同体决定。

程序瑕疵也是瑕疵,核心在于该瑕疵是否足以影响被调查人的切身利益。学术调查中,在做出学术结论前告知被调查人一般应为必经程序。于案显然有特殊性,因结论对调查人有重大利益影响,当面告知或致无法预料、不可控的结果。回避这一环节,显然有“合理、合情”的立场。但该立场在司法诉讼中受限于“合法”性。这正是所有学术调查的程序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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